【刘贵夺】“死亡渔船”制造者刘贵夺_包头新闻网

【刘贵夺】“死亡渔船”制造者刘贵夺

责任编辑:     发布时间:2017-05-20     访问数量:59

 他是一个农民,暴力劫持控制一艘远洋渔船后,开始执掌“生杀大权”,反对他及其路线的就是“死罪”——无论是曾经的渔船控制者,还是一起劫持船只的同伙,无一人能够幸免。

 33人出海,在连番杀戮后“幸存”11人,却都成了杀人犯。而他是让其他10人感到畏惧的“头领”,身背20条人命。那时他只有27岁。

 “要是船上的人都能像海里的鱼一样会游泳就好了,就不会发生这事啊。”在儿子刘贵夺被判死刑后,8月5日,57岁的冯国兰坐在炕上,脸上挂满泪珠。

 在上远洋渔船之前,乡邻眼中的刘贵夺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、养殖场卖苦力为生的农民——说话亲切,见到认识的人会热情打招呼,“特别会来事”,自恃聪明,又后悔辍学太早,羡慕有文化的人。

 在父母口中,刘贵夺被叫做“小二”,乡邻则叫他刘二——他孝顺,从不惹事,后经法院调查,此前他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。

 2010年,刘贵夺上了渔船,被当做“黑工”,要忍受异常艰辛的劳作。半年后,他组织船员劫持渔船回国。一个多月的航程里,船上发生杀戮,20人被害,2人失踪。

 这个曾经清白的人,个性极其复杂,有着诸多面孔:

 在辩护律师眼中,他白皙文静,表面满不在乎,内心深怀恐惧;在原告律师眼中,他描述杀人场景时语气亲切,叫被害者的昵称“双喜儿、王哥儿”,让人不寒而栗;而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,有人说他“看上去还像个挺正直的人”,有人则对他充满仇恨……

 本报记者刘洁山东、辽宁、黑龙江报道

 初识

 他孝顺、聪明、热情、不惹事

 8月12日,是远洋渔船“鲁荣渔2682号”经历杀戮后载着11名“幸存者”靠岸两周年的日子。在大连经济开发区,36岁的王树彬感叹船上残酷的杀戮和自己的幸运——他在渔船出海前9天,被姐姐以母亲病重为由骗下了船,就此躲过了一场劫难。

 渔船是山东荣成鑫发集团的远洋鱿钓船,长37米,宽7米。招募来的33名船员,漂泊在太平洋秘鲁、智利海域,要在这艘狭窄的船上生活、工作整整2年。

 钓鱿鱼的工作异常艰辛。鱿钓是在夜晚开始,强光打到海面上,吸引鱿鱼群聚集,每两个船员合伙,各自手持钓竿用微光引诱鱿鱼上钩,大的有100多斤,需要两个人合力拉上船。

 渔船基本不靠岸,船上有海水净化设备,每天可以净化海水200多公斤,在需要补给时,公司在后方完成交易,由外国船只运送物资。为了省钱,这些船员常年以吃鱼为生,病了只能靠自己带上船的药品治疗。

 刘贵夺1984年出生,身高约1米73,身材瘦削。他是黑龙江龙江县人,村子快靠近内蒙古了,以种玉米为生,靠天吃饭。

 在家里,母亲冯国兰叫他“小二”,乡邻则喊他“刘二”。在乡邻眼中,刘二特别聪明,见了人就亲热地打招呼,“特别会来事”。而因为常年在外打工,刘贵夺在村子里也算是个陌生人。

 刘贵夺十五六岁就外出打工了。那一年,因为天旱,全村颗粒无收,村里人都外出了。他也跟着去了秦皇岛,帮人养殖。

 在母亲眼中,“小二”还算孝顺,外面有什么稀罕果子,都会带点回来。那时还没成年就在外打工,冯国兰接了电话就哭,儿子也哭,“不遭罪,够吃就行。”“以后电话打得少了,他难受,我也难受。”冯国兰说。

 “小二”成年后,冯国兰常在电话里叮嘱,“别喝酒,出门在外不容易,别惹事。”“小二”就说,“我都知道了,我大了,这些我都懂。”

 “在外打工时间久了,从没惹过什么事,慢慢我也放心了,”冯国兰哭着说,“都怨我自己没管住,我要说他不在家地就种不了,他能出去吗?”

 上船前的离家是在2010年9月底10月初。冯国兰舍不得儿子走,做了早餐后就下地里干活去了。

 老伴开着种地的拖拉机,送儿子到乡里坐车到龙江县城,再辗转去大连打工。临走时,“小二”给父亲买了两盒烟。平日夫妻俩都是抽自己种的烤烟,用纸卷着抽。

 2010年11月底,刘贵夺上船,他要做远洋船员,出国谋生,却踏上了不归路。

 登船

 他大方仗义,有不易察觉的精明

 在渔船上,王树彬对刘贵夺有好印象,“这人看上去挺仗义的。”在渔船停靠码头时,一次10多个船员一起外出吃饭,花了1000多元。王树彬提议AA制,刘贵夺独自结了账,他说:“没关系,马上要离境了,留着钱也没用,船上花不了,我请了。”

 刘贵夺的精明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显现出来的。出海前,他一面从公司的门市部里赊账2万多元搬了十多箱烟上船,一直码到船舱顶棚,一面对其他船员解释这些烟是自己抽的,他说,“这***上了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烟,我不能亏了自己。”

 由于船上空间小,公司只允许带这么多烟,烟就被他一个人垄断了。

 停靠码头2个多月,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船员,聚在一起只有打闹和嬉戏。但只有王树彬的好友刘刚看出了刘贵夺的不同寻常——王树彬回忆,刘贵夺上船没几天,刘刚私下议论过一次,“这小子瞅着不是什么省油的灯,不怎么好惹。”

 后来,来自吉林的刘刚,这个“30来岁、脑瓜特别好使”不幸亏了本的生意人,和另外5人在同一个晚上遭到杀害。

 根据后来分批杀人的事实来看,杀戮主要在三个“帮派”中间展开——出海前,这只是基于地缘和人缘,在人群中正常出现的小圈子。

 第一个是三个黑龙江人组成,刘贵夺就是三人中拿主意的。王树彬介绍,三人此前就认识,像“死党”一样,1976年出生的姜晓龙爱耍根电棍吓唬人,而1987年出生的刘成建个子矮一些,看上去挺老实。

 第二个主要由四个内蒙古人组成,他们都是蒙古族,相互用蒙古语交流,为头的是身手敏捷的包德格吉日胡(以下简称包德)。

 王树彬记得,包德为人热情,曾对其他船员说,“在船上呆两年,大家都是兄弟了,就像是当了两年兵的战友一样”。

 第三个就是所谓的“大连帮”,以来自大连的管理人员为主,他们是渔船当然的控制者。

 船长李承权,身材高大,脾气暴躁,庭审时给一名家属留下的印象是,“脾气倔,人挺横,是那种不让人说一个不字的人”。

 “大连帮”内,还有一个经常一起吃饭、闲聊关系亲密的“小团伙”:为人豪爽的温斗,“心眼实诚、爱抱怨两句”的姜树涛,“为人热心,当过潜水员”的岳朋以及王树彬、刘刚等人。

 “如果我在船上不主动去杀人的话,应该会和刘刚一起作为‘大连帮’被杀了吧。”王树彬事后猜测。

 酝酿

 艰辛换来欺骗,他发动了船员

 引发杀戮的直接原因,是船员合同上的报酬问题。在上船前,刘贵夺相信,只要在船上熬两年苦日子,就可以获得至少9万元报酬——合同约定,保底工资每年4万5,在船上消费少,加上钓鱿鱼的提成,2年后就可以存下一大笔钱。

 对于刘贵夺等船员而言,这是在船上支撑两年的“信仰”。王树彬在渔船停靠岸边时,就已经开始晕船,“那种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,时刻都想呕吐”。但他被船上的“淘金梦”感染,还是决定跟随渔船出海生活两年。

 出海半年后,刘贵夺等人的梦破灭了。在渔船上,吃惯了苦的刘贵夺成了业绩最好的人,3个月内却只能赚到8563.2元,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艰辛,后来他供述,“(2011年)6月初,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,还有连续工作一天两晚,不睡觉,我们都非常疲倦,累坏了。”

 辛苦的劳作,换来的却是欺骗,“信仰”瓦解了,悲观和失望情绪在船上迅速蔓延,暴力反抗劫持船只的想法冒了出来,并最终引爆了危机。

 劫船的计划,在船上酝酿了一个多月。按照刘贵夺的供述,最先提出计划的是包德,实际上,刘贵夺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暴力反抗的“头领”。

 “幸存者”的供述中,主要是刘贵夺和他的“死党”一起在私下游说。在控制船长后,刘贵夺搬到了船长室住,而包德,只是从条件稍差的前铺搬到了刘贵夺以前住的十二人铺。

 刘贵夺劫持船只的游说过程,显得轻松、随意,有着心照不宣的意味。行动的前一天,和一个叫梅林盛的船员在厕所碰见,刘贵夺问:“你就钓这么少的鱼啊?”梅笑了笑。刘贵夺后来供述,“我们钓的鱼少一点就少一点,钓多钓少没关系,意思是要劫持船只,相互一笑,我心里就明白梅林盛肯定要加入我们了。”

 最后,暴力反抗的想法,一共赢得13名船员的支持,其中还包括船上唯一的大学生马玉超,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劫船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。一位律师告诉记者,“劫船至少可判十年以上”。

 原告方律师张文普感叹,不诉诸暴力的话,船员其实可以集体罢工、谈判,甚至委托家人去找公司协商,或者在岸上起诉。

 这些和平处理的手段,只是作为一个有规则意识的法律工作者的事后分析。从实际情况看,公司和船长的某些行为,其实早已堵死了谈判、协商的通道,暴力反抗在这艘船上似乎不可避免。

 首先是包括刘贵夺在内,共有18名船员没有船员证。没有船员证,就堵死了这些船员的退路。刘贵夺在法庭上陈述,船长曾说,你们回不去了,都没办船员证,也没有其他船敢搭你们回去,否则就是非法偷渡,你们干也得干,不干也得干。

 而公司也不太可能送这些不愿干下去的船员回国。根据合同约定,船员出海途中返回的费用,全部要由船员自己承担。

 协商或者打官司这条解决路径,早就被公司自己堵死了,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用了假公章和船员签订劳动合同。

 出海之前,公司就已经“谋划”要把这些船员当作“黑工”使用,在劳动权益上没有基本保障,加上船长个人粗暴的管理方式(多名参加庭审的受害者家属介绍,一名叫包宝成的船员鱿钓时抽烟,被船长一拳打过去,眼睛被打乌了),使得渔船上缺乏基本的人权和规则,给整艘船埋下了残暴的种子。

 劫船

 原只想把船劫持回国,没想过杀人

 刘贵夺选择劫持的时机是等渔船加满燃油后就开始实施。渔船加满了油,在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后,整艘船就可以不再受公司的监管,直接开回国了。

 2011年6月17日深夜11时许,刘贵夺和包德一共7名船员持刀上舵楼,“死党”姜晓龙带着5名船员持刀守在通往船长室的舷梯前放风。

 刘贵夺带人冲进舵楼时,船长正在睡觉,刘将其拽了起来,要求起锚回国,遭到拒绝,刘贵夺就拿刀捅其左大腿,船长叫起来,一个叫双喜的船员给他当头一棍,船长晕了过去。

 刘贵夺吩咐双喜把船长捆上,结果双喜拿来了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,刘贵夺阻止了,“这个能把人绑死了,也不好绑”。按照刘贵夺最初的计划,只要通过暴力控制船长把船开回国就好了,并没想到要杀人。

 这时,大副付义忠、伙食长夏琦勇、船员刘刚想上去救船长,付义忠被包德等人用红布条绑了起来,另两人被吓唬了回去。

 悲剧的是,夏琦勇退回去后又鲁莽持刀想闯过去救船长,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,还因为这起流血事件,把整艘船引向了杀戮的深渊。

 夏琦勇的举动,王树彬认为可能是想报船长的“知遇之恩”。据他介绍,船上的伙食长原本是一个叫崔勇的船员,后来换成了夏琦勇,每个月的工资多了200块。这个安排,曾引起崔勇的不快。而夏琦勇也因为这点知遇之恩,“平时特别维护船长”。

 夏琦勇返身叫嚷着“这帮小兔崽子还想劫船”,持刀冲到舷梯口,被姜晓龙拦下。姜晓龙供述,他对夏琦勇说,“让你下去就下去,没你什么事儿”。

 一审法院认定,夏琦勇是被“黑龙江帮”砍杀的。在制服夏琦勇的过程中,刘贵夺大喊一声,“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”,以此吓阻其他船员。

 夏琦勇死后,就再没有遇到反抗,船顺利起锚,被绑的付义忠也恢复了自由。

 但是,暴力劫持死了人,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规则,刘贵夺开始把船上的救生衣、杀鱼的刀具都控制起来,并和包德带人日夜轮班走岗,防止其他人和船长联系后改变了回国航程。

 控制渔船后的刘贵夺,内心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强烈。怕遭到“毒杀”,安排船员宫学军做饭后又不放心,刘贵夺不动声色安排了马玉超去帮忙,“意思是看着宫学军,怕在饭菜中下老鼠药”。

 怀疑

 感觉有人造反,2天内连杀9人

 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船上风平浪静,直到抵达夏威夷以西海域后,新的杀戮危机爆发了。刘贵夺认为“大连帮”要“造反”的迹象越来越明显,“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窜,经常说悄悄话,我感觉有人造反”。

 所谓要“造反”的事实,王树彬介绍,在出海前就已经是这样了,“这几个人关系好,常聚在一起吃饭、聊天”。

 之后,刘贵夺“和包德商量不能再等了”,他定下了计划,开始血洗这个“造反”团伙。

 2011年7月20日晚上,刘贵夺在舵楼里注视着杀人过程:温斗下舷梯时,被包德用刀捅透了身体,温斗惨叫,刘贵夺随之将音乐调大来遮人耳目。

 在舵楼,刘贵夺问返回的“死党”“下面怎么样了”,站在两人身后的包德“在后面朝我笑”,随后,刘贵夺下去察看杀人现场。

 当夜,温斗、姜树涛等六人遇害,其中挨捅的姜树涛求饶:“刘哥,刘哥,我错了。”“得了,别捅了,把他扔海里吧。”刘贵夺说完返身离去。

 在这场杀戮中,“造反”成了杀人的标准。与温斗住同一间屋,但平日不爱闲聊、只闷头忙着修机器的王延龙,刘贵夺问他“参与大车(温斗)造反了没有”。回答“没有”的王延龙活了下来。

 而刘贵夺定下的“造反”罪名就成了渔船上的死罪,以罪名杀人,稳住了其他船员,便于各个击破。

 杀人当夜,马玉超在神情恍惚中失踪。第二天,与温斗等六人关系亲密的两个船员遇害。而一个叫薄福军的船员,则被当做“叛徒”被处死。

 刘贵夺供述,薄福军是最初同意和他一起劫船回国的同伙,在动手杀温斗等人之前,薄福军曾向自己告密,“岳朋要造反”。“后来我问薄福军,他就不再说了,反而替(岳朋)他们说话,我感觉薄福军也叛变我们了”。

 在两天之内连杀9人后,这场杀戮才真正开始。

 重组

 和他一起杀人的人,被他杀死

 杀完9人之后,在船上一直处于观望的“中间派”的船员,船长李承权、船员崔勇、段志芳,出于对安全的担忧而要求入伙,船上的力量开始重组。

 刘贵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决定是否批准船长入伙。刘贵夺称,“我说加入我们有好处,船长懂的事情多,他说在日本有亲戚;坏处是船靠日本岸了,能把我们都供出去。”

 会上,其他人要刘贵夺拿主意,最后刘贵夺批准了船长的加入。新的力量加入后,就成了进行内部清洗的主力。在杀完9人间隔2天后,7月24日,可以与刘贵夺相抗衡的“内蒙古帮”遭到清洗。

 刘贵夺供述,杀包德等人的理由是,“后来我说去日本,包德不说话,感觉他不服这个建议,他可能想杀我取而代之,而且他把姜晓龙等我的人赶到船舱底下住。”

 就在刘贵夺开始起疑心的当口,告密者再次出现了——同样是内蒙古人、1991年出生的黄金波,在刘贵夺和包德这两个团伙中充当着“双面间谍”的角色。

 据一审判决书,“黄金波供述,包德跟他说刘贵夺要带着姜晓龙等两三个人去日本,把剩下的人全杀了,想让他帮着反刘贵夺,他假装同意,但当天晚上就告诉了刘贵夺。”

 刘贵夺的计划是让新入伙的船长李承权和崔勇杀包德,但告诉包德是要杀崔勇,并让包德把刀交给李承权。

 7月24日当夜,刘贵夺再次在舵楼里注视着这一切:“我看见三人(包德、船长、崔勇)在船舵楼前面”,空着手的包德被两人捅,他喊了一句“都出来”,但没有同伴出来,出来的是刘贵夺的人:刘成建、黄金波等。

 包德试图抢刀反抗未遂后跳海,刘贵夺上前追问,“还有谁要反我?”并问包德,“你以为黄金波是谁的人?”

 划线

 是否沾血,成了划分敌友新标准

 被划做“内蒙古帮”的6人遇害后,此时,是否沾血成为了划分敌友的新标准。

 7月25日凌晨4时许,船舱进水,王延龙失踪,刘贵夺等人推论是王延龙打开了海底总阀。王以沉船来阻止杀戮。

 刘贵夺组织救船,安排付义忠、宋国春等4人用空桶和木板临时造了一个简易筏后,4人却跳上简易筏往外逃,宋国春还趁乱把部分尖刀扔到了海里。

 这时船体倾斜严重,船长吩咐抛锚,弄了很长时间,船慢慢平了,虽然船上有水,但不继续下沉了。

 不幸的是,企图逃离渔船的简易筏又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。据刘成建等人供述,看到4人往回漂,船长和曾经的施害者站到了一起,他“让大家藏起来,等靠近后,就开始用铁坠子(每个重约2公斤)砸”。

 交往20多年的兄弟情谊在此时已经一钱不值,付义忠逃离渔船和不曾杀人的事实,成了他的“罪名”。

 遭到攻击的付义忠三人跳海,而宋国春则选择了游向渔船,救上来却被当做了“投名状”——刘贵夺、李承权要让还没杀过人的两个船员沾血。

 宋国春逃上船后,就“一直哀求刘贵夺别杀自己”,“死党”姜晓龙“看着宋国春挺可怜的,转身走了”。

 身上的救生衣被脱下,只剩一条内裤,40多岁的宋国春被绑好手脚系上“五六个铁坠子”后立在船边,没沾血的项立山、段志芳两人“推了宋国春一把,宋国春就沉到海里了”。此时,33名船员中,“幸存”11名船员。

 与此同时,海上的救援力量正在赶来,杀戮停止了,编造谎言成了刘贵夺等人的当务之急。

 宋国春沉海的当天上午,刘贵夺、李承权组织船员开会,开始编造船上经历,并让黄金波记下两份,让船员轮流背诵。

 但墨写的谎言,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,在2011年8月12日船靠岸后,船上11人全部被刑拘。

 今年7月19日,刘贵夺一审被判处死刑。认定他杀了20条人命。

 一审判决后,死者家属表示接受判决结果,而被告人崔勇的律师称量刑过重,将上诉。

 [一审判决结果]

 ○被告人刘贵夺、姜晓龙、刘成建、黄金波,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犯劫持船只罪,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决定执行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○被告人李承权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○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缓期2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犯劫持船只罪,判有期徒刑12年,决定执行死刑,缓期2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○被告人冯兴艳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;○被告人梅林盛、崔勇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15年,剥夺政治权利3年;○被告人项立山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4年;犯盗窃罪,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。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,并处罚金一万元;○被告人段志芳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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